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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研究生毕业也得去干保洁了，“存钱最重要”


作者 | 林奇欣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不开来当保洁了？”

几乎每个转行做保洁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质疑。毕竟在世俗观念中，保洁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干的都是些脏活累活，如果不是别无退路，很难想象有年轻人愿意主动投身其中。

但事实是，年轻的从业者，甚至是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家政行业。

保洁的脏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个月，“90后”江岳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闷热的夏天遇上难度系数较大的单子，垃圾发酵的味道几乎要将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对于入行兼职刚满三个月的“95后”研究生张晓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态。由于过多接触清洁剂，他的双手经常脱皮，指肚上的指纹都快被“烧没了”。陈浩凡仍记得第一单收费的单子是2000元，他和三个伙伴连续做了三天三夜。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江岳觉得，他们这帮做保洁的年轻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后，他们变得更加务实，最终在保洁的“苦”中收获到了自己渴求的价值。


一份“纯粹”的工作


走进厨房，映入眼帘是瓷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点以及大片黄色油污，然后是锈迹斑斑的灶台；随手翻开一个纸箱或挪动一个架子，十几只蟑螂逃窜四散，随之而来是尖锐的爆鸣声。

这是陈浩凡团队2021年年底在B站上传的第一个保洁视频。三四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袖与深色背带裤，手脚麻利，分工明确，视频里的短短一分半钟，屋子便焕然一新，变得既整洁且温馨。

陈浩凡今年27岁，安徽人，2018年从部队退伍。在进入保洁市场之前，他在教培行业做过几年销售。据他观察，退伍军人选择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练或销售。不久疫情来袭，教培行业生存困难，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长们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卫生方面有更高的诉求，而传统家政无法满足，于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

艾媒咨询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76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亿元，增长近3倍，未来将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2027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0亿元。据行业协会测算，我国家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是较为少见的供不应求的行业。


保洁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陈浩凡觉得，这一行的发展潜力大，门槛相对较低，况且部队卫生要求严苛，搞卫生恰巧又是他擅长的领域，值得一试。2021年，他拉了三个退伍的朋友一起，筹了十几万，注册了“超级管家”公司，并经营起自媒体账号，将清洁过程配上欢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进而获取客源。

年轻人爱看这类视频，能从清洁前后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压”，“90后”江岳也爱看，尤其爱看“马俐管家”的视频，他喜欢看把东西打扫干净的过程，也喜欢里头年轻的保洁员们轻松自在的相处氛围。2022年7月，他决定加入这个保洁团队。

江岳厌倦了复杂的办公室生态。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设备公司做销售，对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怨言颇多。譬如，A领导跟B领导不和，但是两个领导同时安排下来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没法不得罪任何一方，总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有同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下级巴结上级，类似的事见多了，他觉得没劲。

他很喜欢目前的状态，虽然身体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纳师，实际做了清洁师，享受把脏乱的屋子收拾整洁带来的成就感。他这两年被调到了运营岗，但单子多起来，他也常去一线参与保洁。两份工作薪资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区间内，但做保洁“更纯粹一点”。他的同事也都是“90后”“00后”，彼此玩得来，偶尔干活会开启“PK模式”，看谁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数量更多，无论输赢都觉得开心。“没有那么多组织框架，大家就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客户的单子做好，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对应的回报。”


“（他们）基本都是看过视频，觉得工作很解压，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江岳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除开占相当大比例的退伍军人，还有搞销售的、搞业务的、外卖骑手、进厂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员构成中，本科生的比例达到了50%，大多有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经历。

江岳没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转行的原因，但要说这群人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体很累，但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他们乐意吃保洁的苦。


研究生，上岸保洁


在“乐意吃保洁的苦”的年轻人中，张晓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张晓是“95后”，目前在广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专业读研究生，兼职做个人上门保洁已有三个月。在他接触的做这个兼职的人中，老一辈居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几乎没有。

他刚开始兼职保洁时，是跟着家政团队一块，“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压榨得很厉害”。他一边做一边留心别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学懂了便决定脱离团队，自己单干。再加上本身当过兵，又爱整理，他一路收获了很多好评，如今已积累起稳定的客源，时薪能达到50——60元，“算是比较高的”。

他有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平日里装的是电脑、充电器和书本，做兼职时则装满了除胶剂、除油剂、小苏打、百洁布、地刷等各类清洁工具，大概“两个西瓜重”。周边同学中知道他在干保洁的不多，常调侃他又“出门钓鱼”。



张晓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六点起床，吃过早餐，七点前抵达离学校１公里的地铁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在客户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到达。跟客户确认过需求，张晓便进入房间，从天花板、墙壁，再到柜子、各种死角，最后再进行收纳、收拾垃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搞干净，到用白手套随手擦拭都不见灰尘的地步。有时上午搞完卫生，他下午就得赶回学校敲论文或参加学术讲座。

得知张晓在读研究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诧。有一次，一个老客户对他说：“只要愿意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你一个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洁？”在更新保洁日常的小红书账号里，评论区也充斥着不解的声音，甚至质疑他故意造人设。他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也猜测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能的表现。

事实上，张晓主动选择保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次尝试，吃过许多保洁之外的苦。

他本科读的是工科专业，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役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跑去国际物流公司做过半年销售。


销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资和无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积金到手2600元，再减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个月挣来的钱恰巧只够他“拮据”地活着。电话推销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拨50个电话，只能加上两三个客户。他本身不抵触这份职业，但被拒绝多了，每回准备拨打电话时，他甚至暗暗地祈祷对面不要接听。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户维持联络，两人交谈甚欢，以为马上要谈拢了，到头来发现对方业务与公司产品不匹配，只能空欢喜一场。

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感觉物流行业在走下坡路，决定另寻出路，辞职备考。张晓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选择了“多线作战”，同时准备了省考、国考、军队文职考、研究生考试，“几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四点起，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中途还去摆摊卖过“黄酒”，最终意外上岸了花费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张晓选择保洁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时间分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

他的同学大多在大厂实习“镀金”，为日后找工作做准备。对张晓而言，实习需要坐班一整天，时间不自由，补贴少，难以养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单位会给他交社保，让他失去应届生的身份。


他做过考研咨询老师，但机构太远，需要坐班，遂放弃；他还做过家教，每周给四个学生上课，时薪在80——150之间，但学校课程和授课时间相撞在夜晚，再次放弃。

“在很多人看来（保洁）是比较低贱的”，但张晓对“现实的考虑更胜一筹“，而保洁这份工作确实能够帮他更好地处理当下的状态。他能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自由协调工作时间，时薪较高，他手脚勤快些，每月能赚六七千。这笔钱足够生活，还能额外给家人一些帮补。

“别人能干，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张晓的想法很简单。毕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后都是会感到疲惫的”，保洁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很辛苦，并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洁的事情告知他们。

２月的最后一天，张晓在自媒体账号上写道：“不管怎么样，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钱多钱少不重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什么都干，存钱最重要。”


酸痛，臭味，与成就感

入行保洁的年轻人会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苦。

身体上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张晓爱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两个西瓜重”的书包背多了，再加上搞卫生时需要持续地弯腰，他经常感觉腰酸背痛。有时太痛了，叠衣服时他会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这样的姿势能让他舒服一些。由于经常接触清洁剂，他的手经常脱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纹都被烧没了”，指甲旁还常长出倒刺。

常规单是三四个小时，但碰上开荒保洁或面积特别大的单子，需要连续干八九个小时，更夸张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会早点睡，早点睡觉就是我消除疲惫的一个方法。”

另一个变化是，饮食不再规律。由于体力下降或复杂的现场情况，花在某一单的时间经常会比预想的要长，他只能过了饭点再吃。有时是两个单子时间挨得近，他需要赶去下一单；有时是单子结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铁站搭末班车，张晓总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赶不及吃饭是常事，他一般会到便利店买一两个菠萝包，或者干脆不吃，“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过，不停地在做”。

陈浩凡对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强度深有体会。他至今记得第一个收费的单子，他和另外三个创业伙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两点，睡四个小时，然后五六点又起床赶路到客户家中接着干。这一单的收费是两千元，验收完成的那天夜里，四个人又饿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边摊有卖烤全羊，于是花一千多点了一只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压清洁视频吸引前来的江岳，发现实际面临的工作环境比视频中“还要恶劣几十上百倍”。同事们做过最夸张的一单，垃圾在门口堆得半人高，搞卫生得爬进去，由于老鼠太多，屋里甚至还有蛇。

最可怕的是气味。高温的夏天，狭小的空间，垃圾发酵的味道直窜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没法阻挡。一整天待在里头，人几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实打实的。

张晓本身有通过打扫卫生消除坏情绪的习惯，工作时也“把别人家当作自己家”，每当看到焕然一新的整洁房屋，看到客户满意的笑脸，张晓“看了也觉得开心”。客户特别满意时，还会额外给他转个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

成果是可见的，反馈是即时的，干得多挣得就多，干保洁的年轻人喜欢这套简单的逻辑。

对于江岳而言，保洁的意义还在于增长见识和帮助他人。

虽然是只占极少数的情况，但他确实遇到过一些需要帮助的个案，譬如患有囤积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着许多动物尸体的中年男人，长期闭门不出、家中堆满外卖垃圾的年轻人。他起初觉得不解，怎么会有人把家弄成这样？后来发现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

他碰见过一个住在老小区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保健品、洗衣液、调料品，光是酱油、生抽就几十瓶，许多早已过期变质。他站在那里，看到老人的手机屏幕里充斥着各种买东西的群，“很明显就是上当受骗那种”，后来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沟通问题。那一单做了三天，老人不愿意扔东西，他们就把上面的灰尘擦掉，摆放整齐，又细细地叮嘱对方如何维持卫生。


后来他们陆续回访过几次先前服务过的屋主，发现一些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一个家里脏到“包浆”的老爷爷有意识地改变了卫生习惯，不再被邻居抱怨。习惯是很难扭转的。相当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洁过后又囤积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内，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留下的，离开的，徘徊的

近几年，随着服务者地位与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务行业正逐渐被人们重新定义，从业人员开始迎来年轻力量。

《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月嫂、外卖员、保洁等中国蓝领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蓝领与白领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并不乐观的就业环境中，年轻人四处碰壁，变得更加务实，努力地为自己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后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视角下“不体面”的保洁。

但真正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陈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过一位，上一位干了几单后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早早地离开了。“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丝总数超过一百万，和江岳一样带着憧憬前来求职的年轻人很多，但大多数人试岗几天便离开了。大概每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张晓暂时没想过放弃保洁，但在心里悄悄崩溃过。

一天早上，张晓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履行提前几天约好的订单，他还是一大早就背着“异常沉重”的双肩包出发，搭乘一个多小时地铁跨越三个区。抵达客户楼下时，他发现对方给他留的钥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当于白跑一趟。

对方提出给他转20块钱，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很难受，但“再累也得继续完成已经规划好的东西”。他赶在下午前回到学校，把双肩包放回宿舍，买了面包，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当没有事发生那样”。

他有往保洁方向创业的想法，但更优的选择依旧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间很抗拒考公，闯社会这几年，想法有所改变，在他的预想中，“考上了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小康”，公务员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行业。


今年３月，他还去考了传说中的“妈妈开心证”——教师资格证，一是满足妈妈长期以来的愿望，二是给自己多留一条出路。

（陈浩凡、江岳、张晓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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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向由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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