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张作霖从这些材料中得出如下结论：1.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大钊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2.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3.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4.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颠覆中华民国，显然属于叛国罪。张作霖据此认定：李大钊该杀。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而绞刑是李大钊自己提出来的受死方式，张作霖还特意从美国买了一个绞刑架，完成其最后的心愿。

 

与中共刻意淡化陈独秀的晚年醒悟不同，中共对于李大钊一直高调宣传，迄今李大钊的半身像仍矗立在北大的校园内。作为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中共对李大钊有这样的评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李大钊同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会见，标志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中共有意隐瞒李大钊之死与苏共密切相关，隐瞒其被处死的罪名是“勾结苏联政府，刺探情报”。此外，文革期间，李大钊还被中共打成“大叛徒”。

支持苏联违背孙中山政策

李大钊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其它职务。后来被聘为教授，开设了一门课程。不过，以其学术地位而言，完全不可与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同日而语，充其量只是三等教授。

尽管在学术上并未有太多建树，但李大钊却因与陈独秀在北大共同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闻名。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并共商建党之举。中共成立后，李大钊先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

由于孙中山的错误判断和“容共”政策，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党员得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在加入国民党后，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分化国民党。

比如，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在国民党和举国上下指责苏俄之际，中共党员却持有相反立场。此外，因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援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再如，当一些国民党人，如刘成禹、冯自由、谢英伯、许清和等针对中共党员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而开会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攫取国民党党统时，李大钊等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中山乃宣布四人无罪。

正是在中共这种“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性下，中共逐渐夺取了国民党的组织权、党权、军权和舆论权，而李大钊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因叛国罪被逮捕绞死前没有发表演说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京师员警厅派出300余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

在搜查过程中，警察搜走了七卡车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后经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等。

张作霖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了如下结论：1.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大钊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2.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3.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4.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颠覆中华民国，显然属于叛国罪。张作霖据此认定：李大钊该杀。

然而，由于李大钊还有北大教授的身份，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对于是否处死李大钊十分犹豫，于是他分别发电给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其余人均回复表明态度。张学良反对杀李，张宗昌则主张杀掉李。

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而绞刑是李大钊自己提出来的受死方式，张作霖为此还特意从美国买了一个绞刑架，完成其最后的心愿。中共党史中说“行刑者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而过去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也说第一次没绞死，他发表演说；第二次又发表演说，完了发表第三次演说。

但根据中共《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发表的董宝雪写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真实情况是：绞架上面有个吊板，下面是个坎。一按钮，吊板落下去，人就吊死了。李大钊根本没有可能一次次发表演讲，中共内部之人自己揭穿了中共的谎言。

李大钊文革被打成“大叛徒”长子被斗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爆发后，已死的李大钊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长子、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在北京游街的省委书记。

2011年大陆人民画报网曾发表了采访李葆华之女李乐群的文章。根据李乐群的回忆，父亲乐于助人，常常资助有困难之人。文革开始后，受李大钊牵连，李葆华被关押和批斗，而没有资格参军、也不能当工人的李乐群，只好去了山西最穷的雁北地区农村插队，安心地当起了农民，后来转到离家稍近的安徽农村。

另据李葆华的儿子李亚中回忆：“父亲从省委书记到被冲击、被揪斗、被抄家、被罢官、被军管、被全省游斗，失去人身自由达6年之久。”被抄家后，李葆华夫妇就被造反派抓走了，子女也被赶出了家门，只能借宿在省委露天游泳池已废弃的小更衣室里。“后来，母亲被放出来，也只能住在这里。”不但如此，有5年时间，他们不允许李葆华和家人相见。

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让李葆华的子女们刻骨铭心，而这就是中共对待其“功臣”的方式。

除了李葆华一家受到牵连外，李大钊的其他几个子女李光华、李欣华、李星华和李炎华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而他们的遭遇甚少见于报端。

结语

为了中共而死的李大钊大概没想到的是，自己身后和家人会遭到中共如此对待。如果其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而从中共刻意隐瞒李大钊被处死的罪名看，中共对于自己背叛中国、投靠苏联的历史是非常不愿意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因为知道了，无疑就在打“伟、光、正”的脸。但真相不会永远被掩盖的，随着真相的一个个被揭露，中共的真面目也在为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所知晓。